武汉可致力打造一批优秀的成果转化基金

//航拍镜头下的武汉长江大桥（资料图）。长江日报记者任勇 摄

政府引导基金，是近年来国内投资领域的一个热门词。

在深圳、上海、合肥、苏州等地成功示范带动下，越来越多省、市选择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作用，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为产业发展和科技创新注入资金活水。

近日，长江日报《云端会客厅》邀请上海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院长罗新宇、中国（深圳）betway登陆 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所长余凌曲两位来自专业研究机构的资深学者，就发展政府引导基金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与讨论。

一、政府引导基金“合肥模式”“深圳模式”“苏州模式”相继涌现

长江日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如何体现？　为何各地纷纷加速布局？

罗新宇：政府引导基金是通过政府出资的方式，吸引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参与，共同打造的一个资本组合体，其主要作用是为特定阶段的产业、行业和区域发展提供资本支撑。

政府引导基金既有鲜明的政策导向功能，同时也有市场运作的属性，它的初衷是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放大作用，解决战新产业、科创企业，特别是初创企业市场失灵的问题。

近年来，政府引导基金利用小资金、大杠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引导基金在当下高潮迭起，还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增长接近尾声，土地财政已不可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地方政府非常重要的任务。以设立政府引导基金的方式推动现代产业发展变得更加迫切，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了“合肥模式”“深圳模式”“苏州模式”，也让更多人认识到政府引导基金的特殊作用。

余凌曲：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十分显著，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

首先，它吸引了广大的社会资本机构参与到科技创新的大潮之中，发挥出了有序的引导作用，让民间资本的力量聚集到更关键的领域。

其次，从经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说，政府引导基金是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结合，通过建立发展型财政，把部分财政资源投入到产业发展之中，既是实践的创新也是理论的创新。

最后，从深圳等地的实践来看，政府引导基金也很好地发挥了“查漏补缺”的作用。目前，深圳有种子基金、天使母基金，这些领域社会资本一般很少进入，政府引导基金的率先入局，无形中也在培育市场，推动“投早、投小、投科技”，提高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

二、发展政府引导基金没有标准的模式，要因地制宜、因城制宜

长江日报：深圳、上海、合肥等地在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上做对了什么？　是否形成了可复制的经验？

余凌曲：“深圳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但很少有人能说出深圳的政府引导基金投出了什么大的、有影响力的项目。而大家对合肥的政府引导基金则有更具体的感受，它所投的大项目对本地产业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这就是两种模式的差异。

对深圳而言，它的市场化机制非常强，深圳的政府引导基金委托给深创投管理，政府在背后发挥作用，并不太干涉投资方向以及对子基金的选择。同时，深创投并不是为引导基金而特别成立的，其发展历史比深圳引导基金要长得多。

选择深创投更多的是因为其具备更专业的投资能力，深圳政府引导基金并未明确具体的某一个投资方向，深圳提出科技产业创新的“20+8”赛道，覆盖范围也十分广泛。“20+8”，主要是指《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中，提出发展壮大2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瞄准培育8个未来产业。以8大未来产业为例，分别是：合成生物、区块链、细胞与基因、空天技术、脑科学与类脑智能、深地深海、可见光通信与光计算、量子信息。

合肥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以投代引”，通过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为城市带来一些大体量的项目，一个项目就能带活一条产业链。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简单对比哪种发展模式更成功，更重要的是它是否适应城市发展的阶段，以及城市科技创新的发力方向，这都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战略息息相关。

罗新宇：和纯市场化基金相比，地方政府引导基金有明显的产业导入需求，它既要考虑政府的诉求，又要考虑经济回报。

合肥市一位负责人曾提到，在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上，合肥政府更像一个“政府公司”角色，作为长三角地区产业发展优势相对不明显的地区，合肥在产业上有更紧迫的发展诉求。所以，合肥举全市之力，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功能，招引了多个顶天立地的龙头项目，培育形成了产业集群，为城市产业转型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力。

在具体操作中，多年来，合肥坚持产业强市思维，集中全市资源，实现扁平化的决策管理，最大限度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合肥模式”是政府亲自下场操盘，对政府部门的专业投资能力，对产业趋势的判断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海则更多是介于市场和政府之间，一方面，发挥政府作用，设立了上海科创投等发挥政府引导基金作用的平台，培育出中微半导体、联影医疗等优秀企业。在后续过程中，上海接续发挥市场化基金的力量，将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结合起来，建立充分的市场化机制，很好地发挥了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

深圳则更为注重打造资本生态，形成了政府引导基金的产业生态，从天使、创投、产业投资基金再到并购基金，同时通过委托专业机构进行管理来保证专业化运作，为深圳的科技创新和战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强助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发展政府引导基金没有标准的模式，要因地制宜、因城制宜，结合城市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导向各个方面综合考虑具体的模式和路径。

三、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把丰富社会资本调动起来

长江日报：政府引导基金为何特别强调建立容错机制，“宽容失败”的重要性如何体现？

余凌曲：首先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引导基金的约束和限制是更多的，它是由政府财政出资成立，安全性要得到充分保障，动辄百亿、千亿的资金，如果出现大的损失会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

政府引导基金的重要作用是带动社会资本的投入，把财政的杠杆放到最大，随之带动产业发展，提高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它的机制设计必须具备极高的水平，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如果没有宽容失败的环境和尽职免责的机制，政府引导基金是很难投出去的。

罗新宇：当前，政府引导基金发展十分迅猛，但也必须注意潜在的风险。首先是“过热”的现象，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已跑步进入百亿甚至千亿时代，层级也在不断下沉，很多地市、区县都在设立引导基金，同质化的问题也较为严重，也出现了一些违背市场规律的现象。

在此过程中，专业人才紧缺也是目前政府引导基金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很多地市从先进城市吸纳基金人才，但对当地产业的熟悉度和发展情况并没有深入了解，最终的效果也未达到预期。

总的来说，地方政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首先需要有清晰的产业规划导向，需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人才环境和政策支持，政府部门需要做到心中有数。

在基金退出层面，需要有更周全的方法，需要尊重专业团队的力量。不仅要有科学的容错机制，在考核层面，政府基金的经济效应要在一定程度上让渡于战略导向。相比于纯市场化基金，它的作用和价值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显现，如果仅仅追求短期收益，那也违背了政府引导基金的初衷。

长江日报：发展政府引导基金，政府的角色应该如何明确？

罗新宇：政府引导基金永远是资本供给中的“少数群体”，更重要的是通过引导，把丰富的社会资本调动起来，形成一股资本的合力。

从现实来看，由于产业基础、人才队伍、资金成本等原因限制，并不是所有城市、所有领域都适合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当前对基金的投后管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

对于地方来说，政府引导基金要加强统筹、形成合力，不能“撒胡椒面”，要有明确的战略导向，特别要发挥好专业团队的力量，用市场化的方式、工具、团队，来推动实现政府的产业发展目标。

余凌曲：发展引导基金，政府首先要做好“裁判员”，建立起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动态分析它的运作水平和下一步发展方向。

政府在引导基金中发挥的作用，也与当地的发展阶段、创新水平息息相关。比如，深圳本身就有活跃的创投市场，政府并不需要投入特别大的资金资源，也无需提出特别明确的投资方向，让专业化的市场来做决策，就能起到很好的杠杆放大效果。

而对于中西部城市来说，更多的是扮演追赶者的角色，政府则需要有更大的投入和明确的产业导向，这也是政府引导基金需要做的。

同时，还要建立更科学的评价和运行机制，更好地衡量政府引导基金发挥的作用，让基金能够保持持续投入，真正对产业和城市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四、努力打造出有湖北武汉特色的政府引导基金以及创投体系

长江日报：对武汉来说，做好政府引导基金需要注意什么？

余凌曲：武汉要努力打造出有武汉特色、湖北特色的政府引导基金以及创投体系。

比如，武汉的高校、科研资源丰富，应该致力于打造出一批优秀的成果转化基金，实现资本和技术的有效衔接。

再如，武汉也应当瞄准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和新赛道，设立产业转移基金，把沿海先进城市的信息技术和企业导入武汉，与传统汽车产业深度结合。同时，武汉在推动政府引导基金发挥作用之前，要先建立更先进的评价体系，用制度创新来活跃市场。

对武汉来说，建立创投生态是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从深圳的经验来看，深圳不仅在大力支持创投机构的发展，还把创投领域的支持政策延伸到了被投企业，比如在工业用地、厂房、人才政策支持等方面，优先考虑这些企业，让投资有更好回报，推动形成更完善的募投管退生态。

罗新宇：武汉是一座非常有人文魅力和产业优势的城市，科创资源集聚。如何在新一轮产业竞争中拔得头筹，还需要高位推动。

高校资源，是武汉最突出的优势之一。如何把高校优势和优秀创业家群体的力量结合起来，极为关键。以合肥为例，中科大的优势在合肥体现得淋漓尽致，武汉可以在打造科创之城上做得更好。

武汉也有很好的产业基础，充足的产业人才队伍，还要进一步提升城市产业辨识度。在制度优势上，武汉曾经在国资国企改革上引领全国，以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为契机，武汉可以在制度创新上多做文章，汲取其他城市优点，更好地为城市产业发展赋能。

具体到基金层面，武汉可以集中优势力量打造几支在国内具有辨识度的母基金，包括产业引导基金、创新投资基金、并购基金等，特别与科研院所成果转化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武汉特色、科创标签的基金丛林和生态。

在认识层面，武汉的政府部门、国企应当进一步明确，发展政府引导基金并不需要“从0到1”事必躬亲，更多的是发挥好引导、平台、生态和赋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