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如何再“先行示范”？

深圳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昔日的边陲小镇，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日渐发展成为一个全年地区生产总值过万亿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以令世界惊艳的发展速度，成为全球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从1980年获批设立经济特区到2019年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深圳被时代赋予了“勇担先行者”的使命。2023年，中国改革开放迎来45周年。这期间，深圳始终走在前列，并持续不断地发力创新，勇立改革潮头。

迈入新征程，“深圳如何继续发挥领军作用”成为大众对它新的期待。《中国报道》记者分别对话来自深圳政界、学界的专家，希望从不同的视角为这一问题找到答案。

一、“杀出一条血路”的探路者

1979年3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撤销广东省宝安县，成立深圳市。同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针对广东省委的工作汇报指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次年的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市划出327.5平方公里设置经济特区 。这是中国首个经济特区，8月26日也因此成了深圳特区的生日 。

经济特区设立后，深圳肩负起了中国改革试验的重任。中国（深圳）betway登陆 常务副院长郭万达将深圳的改革路径总结为“敢闯敢干”。他告诉记者，改革开放40余年来的重点就是发展经济，作为特区的深圳在其中承担着一个“试验田”的功能。初期，深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授权，让它敢想、敢闯、敢干。这些政策特权也给了当时在深圳，打算大干一场的那些人更多的信心和勇气，大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深圳，改革的步子从未停止。从1979年开始，深圳经历了多轮改革，涉及城市规划、行政职能部门再到贸易发展等多个领域。比如，借助毗邻香港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深圳早早地开始拓展外贸。1995年，深圳制定《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经营对外贸易的试点方案》《关于深圳市私营企业对外贸易的意见》，充分发挥自身内外两方面的优势，形成了内地—深圳—国际市场“三点一线”、“进料—加工—增值—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模式。郭万达告诉记者，深圳在外贸方面的探索为之后深圳乃至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合作与竞争作了很好的铺垫。

1995年7月，深圳还重启了此前一度低迷的证券交易市场，发挥资本市场对深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支撑作用。此外，在改善外商投资服务环境方面，深圳同步颁发《关于对外商投资实行联合办公的实施方案》，设立深圳市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投资提供“一条龙”服务。同时，深化改革海关通关制度，运用电子技术，提高通关效率，进一步提高城市对外开放程度。1999年前后，深圳市政府还进行了新一轮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提高审批规范程度，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多重举措并行所取得的效果也显而易见。公开资料显示，按常住人口1253万人计算，2018年深圳人均GDP达19.33万元，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比1979年的人均606元涨了319倍；在城市面貌方面，深圳从当时最高楼仅有3层，成长为有1000栋左右的百米摩天大楼。

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陶一桃在1993年与深圳结缘。在她看来，不怕牺牲短期利益、敢于突破固有做法的“深圳模式”也正是取得成功的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

陶一桃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中国道路具有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的鲜明特征。在中国改革开放45年的历史进程中,经济特区,尤其是深圳经济特区,就以制度变迁的先行者和“政策性经济增长极”的双重使命与双重身份,率先探索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路径。

“深圳奇迹不是单纯资源的胜利，而是观念的力量。”陶一桃指出，深圳之所以能够成功跟其城市品格的决定性因素也分不开。在她看来，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与生俱来地具有敢于冒险、宽容失败、追求卓越这些显著的移民文化特质，最突出的就是敢闯、敢于冒险的精神品质，这是深圳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原动力。

郭万达也在采访中向《中国报道》记者指出，深圳从特区设立之初就与“改革开放”挂钩，从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持续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深圳也在这一过程中有了深厚的积累。他以深圳的制造业为例分析，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大市，深圳在2021年规上工业总产值就跃至4.1万亿元，连续3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而在面临工业规模持续扩大、土地供给不足的窘境时，深圳首创了“工业上楼”模式，升级产业设备，向“上”利用城市空间，释放出更多的产业发展空间。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迎来高速发展期时，深圳为抢抓这一机遇，再次调整产业结构，开始着力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并逐步建立起市场化的研发体系。同时，它将原来的“三来一补”制造业向周边城市迁移，形成区位性的产业集群。

郭万达以网状结构来比拟深圳及其周边城市。在他看来，这是深圳通过改革，有了一定的体制积累，形成自身效应后向周边城市作辐射，以此带动周边城市的同步发展。

二、“闯出一条创新路”的示范区

如果说成为经济特区后的深圳，承担的多是探路者的角色，那在步入21世纪后，深圳则更多地承担着对全国其他城市的示范效用。

最具标志性的就是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发布。《意见》中指出，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绩，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意见》还在第一条总体要求中进一步明确，赋予深圳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更多自主权，支持深圳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构建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这意味着深圳正式踏上“二次创业”征程。到202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中，从市场要素配置、营商环境构建、科技创新环境制度建设等八大方面列出27项具体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郭万达告诉记者，无论是试验还是示范，深圳的使命都是一以贯之的。过去的经验说明，深圳已经成功试验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下一阶段，则是要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中国的现代化进一步探索。在他看来，深圳的第一次创业是“杀出一条血路”，第二次创业则是“闯出一条新路”，为全国改革开放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样本。

事实上，“深圳经验”的样本早在多年前就被全国其他城市所学习、借鉴，但却少有能精准复刻的城市。在《中国报道》记者的采访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理事唐杰在谈及此时指出，深圳之所以能始终走在前列是因为其把握了前沿方向。具体而言，就是对“市场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两方面有所把握。

对于这两方面，唐杰具有足够的发言权。过去的数十年里，他分别涉足学界和政界，从两种不同的视角、立场参与、见证着深圳的城市变迁之路。2009年，唐杰任深圳市副市长，分管市发展改革委、市国资委、市统计局等单位，是彼时深圳不多见的学者型官员。2015年卸任后，他重返学界，把自己的从政经验和经济学相结合，继续观察着这座城市的发展逻辑。

唐杰向记者指出，要推动地方经商环境的改变、“放管服”改革，就要有更多的市场主体。拥有400万市场主体的深圳即是如此。他表示，在高度市场化的深圳，一些本土企业才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而在高度市场化的同时，政府也要“有所为”，发挥正向、有力的效用。唐杰说，在新产业出现时，政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创新创造条件，制定良好标准。他以深圳的新能源产业向记者介绍，在早期推广新能源汽车时，全国范围内对于这一新兴物种都存在质疑。而这时，深圳市政府做的就是化解恐惧，让社会拥抱创新。在确定新能源产业为发展方向后，深圳市政府对此做了诸多尝试。

“这是其他城市未能做到的。”唐杰认为，除了这些，深圳市还用7年的时间，利用一部分资金，鼓励支持新能源企业做自主研发。“政府在消除恐惧的同时，还建立了技术标准体系和分工体系，让大家对新能源产业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市场预期。”他说。

在唐杰看来，在深圳，政府更等同于市场的加速器，加速市场的成熟。他介绍说，深圳市每年会选取资助500项新能源技术的研发，政府和社会的投入资金比例约为1∶7，这就意味着，政府发挥其对市场的加速器作用，推动市场走向成熟并撬动社会更多、更广的资源促进产业升级。

“政府放权的同时，还得有审慎包容、有弹性的监管措施。”郭万达补充道，在更进一步的改革过程中，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是深圳乃至全国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摆在深圳以及全国其他城市面前的另一现实难题是，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但陶一桃对于同样遇此困境的深圳并不悲观。在她看来，作为一大逐步走向成熟的经济体，由速度走向质量从而带来经济增速的稳健是普遍规律，关键在于经济的韧性与可持续增长性。而深圳，就具备这样的经济活力、韧性。

三、以创新为内核的持续驱动力

重返学界后，唐杰常被外界问及“深圳的未来”的看法。高速发展期之后的深圳动能是否还依然强劲、如何保持特区优势也是全社会向深圳及深圳人抛出的疑问。

“过去强调深圳的敢闯敢试带头领跑作用，但现在看来，大家更关注未来的深圳能不能跑对方向。”唐杰向记者指出，随着政府经验的积攒，市场化、法治化程度、企业上市密度的提高，深圳已经有高密度的分工，这是其他城市难以超越的优势之一。

唐杰还是以新能源产业为例指出，深圳有近8900家与新能源汽车生产相关联的企业，新能源企业也有约24000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群。到目前为止，深圳已经是全国拥有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密集程度最高的城市。深圳坊间流传着一句俗语：“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在唐杰看来，深圳的新能源企业产业链条之所以一直延长，且还未出现崩盘，正是因为这些在深圳的大大小小的企业都有自己的创新和核心技术。

“深圳中小企业的创新强度、力度和成长性极高。“唐杰曾参与过一项关于深圳企业变化的数据调查。调查样本选取了深圳的600家中小企业，并通过对比其中195家企业4年的数据发现，在这4年的数据当中，中小企业硕博士占比8.6%，远高于全国、北京、上海、深圳的平均数，中小企业研发投入占全部销售收入的比重23.4%，深圳中小企业200家平均水平接近华为，占样本量23.4%。

唐杰说，之所以能有如此强的创新力，原因之一就是深圳的部分企业会选择和大学合作，平均研发投入超过1000万。这些中小企业中有将近70%的中小企业有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这意味着深圳中小企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中成效非常显著。

创新也是郭万达在采访中反复向记者谈及的关键点。他认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深圳仍大有可为。在他看来，在高水平开放中，深圳要积极参与国际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加大研发，加强国际科研合作，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逐步形成科技领域的自立自强。同时，它还应借助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促进更多的市场要素流动，推动深圳香港的高水平合作，以此推动国内市场更好地对接国际规则和市场。

陶一桃向记者补充道，从改革起家的深圳需要继续保持敢闯的品格，保持创新的智慧与胆识，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目标性制度创新模板，渐进式解决改革难题，从经济特区走向真正的制度先行特区。“尽管深圳的成功是独一无二不可被拷贝的，但是深圳所探索的道路与创造的经验则可供全国复制和学习。”她说。

“创新决定了区域间的差距。”唐杰向记者表示，制度型开放作为更高水平开放的核心指向，其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更多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同时，深圳除了继续为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探路，还要积极打造都市圈、城市群，并为全国更多的城市提供可供复制的经验与样本，发挥示范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