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疫情投映出深化改革的三个着力点

日月经年，世事无常。

一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袭来，给正在加温升腾的鼠年新春喜庆氛围浇了个凉凉。“葛优躺”瞬间变得高大上，“家里蹲”的防疫贡献不可估量。分秒必争的职场人，在“被放假”的打发时间中左右挣扎，阴阳转化迅雷不及掩耳。所以，此时即使探讨一下从疫情看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学术话题，可能也不会显得太过枯燥。

一 疫情折射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应关注的现象

01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框架因疫情而快速调整

在社会常态运行时，政府工作以服务和引导改善市场为导向，“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来开展且相辅相成。当本次疫情将全国带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时，保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成为首要目标，政府与市场关系迅速调整，转成一种新的关系框架。

政府作用升居主导地位，病患隔离治疗、物资保障、武汉封城、军队接管、条块协作、信息公开、社会动员、暖企行动等在全国一盘棋下紧急部署推进。

市场作用暂处辅助地位，围绕防疫目标发挥专业优势，开展生产保障、供需组织和技术支撑，加强危机应对和自救。

疫情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框架，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总则在一种极端场景中的具象体现。

02疫情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缺乏精细化处理

面对不断快速变化的防疫形势，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仅限于框架调整远远不够，进一步精细化处理才是时局急需，且更考验治理功力。从武汉市、湖北省的情况看，伴随着政府作用占主导地位且防控策略由“内紧外松”走向疫情爆发后的“封城”，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精细化程度不足，突出问题在于笼统地将行政配置资源与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划上等号，这在疫情爆发初期表现尤为明显。

一是行政配置资源没有很好地采用市场机制手段。伴随疫情快速发展，面对以医药卫生为核心的全方位工作要求，及随时出现的综合性新情况新问题，传统条块式、专业能力有限的行政资源短期内重度承压。在此时空矛盾下，政府不仅未能及时利用政府采购等机制将社会力量灵活调动起来，甚至在一些关键时节与现有成熟的市场化解决方案形成割裂。例如，在抗疫一线最急需医疗物资的时候，大量捐赠财物在武汉红十字会形成分送梗阻。一些市场上较为成熟的数字经济、物联网等技术资源缺乏针对性的及时应用，技术性信息公开、防疫工作效率未得到质的提升。

二是行政配置资源没有对市场配置资源形成引领和协同。防疫作为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处理好一线防治与社区防治、医用物资保障与生活物资调配、医院床位资源最大化利用与可改造收治的社会闲置场所应急递补、社区防治与居民基本生活、病患隔离与老弱幼家属安置、防疫与科研创新等一系列重要关系，每对关系都需根据实际开展行政、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机结合，确保各种措施主次得当、灵活优化，否则缺乏方向性和敏捷性，就是打乱仗。实际上，很多关键工作细节要么行政资源长时间缺位，要么主动参与救灾防疫的市场资源缺乏指向明确的行政统揽，产生了大量疑似病患无法收治、居家老人小孩无人照料、社区居民基本生活不便等使局内外人、线上线下都焦急不堪的问题。

03更加利他的“理性人”成为社会微观基石

疫情向来是面镜子。本次疫情爆发后，尽管仍有不少囤积居奇、坐地起价、制假售假等利益至上的所谓狭义“理性”行为，但更大的洪流是“义字当先”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民众与社会力量内在的利他、互助品质迅速激发成抗疫实际行动。作为个人，有力所能及奔走呼吁、慷慨解囊的热心肠，更有“不记报酬,无论生死”的吾辈楷模。无论央企、民企，无论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主流都是积极捐赠，承担社会责任。各地均有重要企业联合承诺关键医疗物资与食品“保价格、保质量、保供应”，甚至不惜零利润供应和亏损生产。银行业、物业业主纷纷支持中小企业战“疫”，形成全产业链、全产业生态地守望相助，构建了非常时期主动相互让利的市场机制，政府的倡议引导成为其中的重要助推器。在特定的国家利益大局下，社会各方实实在在的互助真情和自觉行动，为微观层面的“理性人”赋予了注重利他、更加进步的思想和行为内涵。

回溯历史，义利之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孔子讲仁，孟子崇义。在长期的自然与社会进化中，“义利合一”的思想潜移默化地驻守在一代代国人的内心深处。当某一历史阶段的政策重义轻利时，民众内心的义利观将外化为与政策呼应的主流思潮与行动，反之亦然。荀子有言“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讲的就是针对义、利结构调整的政策权衡之道，相应带来的长期治理效应更是值得警醒。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策将“义”摆在更优先位置，社会主义的利他、互助精神深耕发芽，产生了一批批甘于奉献的“高尚人”，成为国家工业化基础的建设主力军。改革开放以来，政策将“利”阶段性调整至相对更重要的位置，主动性创造性被激发的“经济人”成为社会生产力大发展的支柱力量，助推了经济体制转轨。伴随社会财富快速增加，居民衣食足而知荣辱；更加注重狭义自利的“经济人”，与时俱进地向广义上物质自利与精神利己相结合的“理性人”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持续建设，加强了这一转变的自觉性。面对崭新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九大提出坚持正确义利观，引导推动利他权重更高的社会主义因素融入“理性人”的时代内涵，人性中的低级本能向高级本能加速升华。

再品荀子所言可见，在70年的建国历史轨迹中，正是一以贯之将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与义利权衡下政策导向的灵活性有机结合，引导民众思潮中的义利权重不断优化，“理性人”的行为内涵持续进步升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基石日益增厚，使得宏微观行动无论短期内的义利结构如何变化，终能确保大方向、长期内“利不克义”，因此才能实现“中国经济最大奇迹是未出现危机，很好地控制了泡沫”，在全球独树一帜。

二 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三个重要启示

01追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动态均衡应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方法论，精细化处理两者关系应成为政策思维和工作常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追求政府与市场关系动态均衡的市场经济。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面对崭新的形势和工作目标的重大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框架、权重则需要因时因地调整，或者说阶段性地调整，而非一成不变。在每一个重要阶段，力争推动政府与市场关系达到一种微妙、动态的均衡，以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首要之义和关键之策。这与行为经济学的开创者——理查德•塞勒教授所主张的“自由意志的家长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精细化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应成为动态均衡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扎实调研下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一再强化，以精细化治理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困局。发挥政府作用的主要着力点应是定方向、屡职能、大协调、守法治、强监管，引导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既要规避向行政配置资源绝对化的倒退，也要防范对行政配置资源弊端的机械僵化理解。宜结合实际适当发挥行政配置资源的优势，并更多注重以市场化手段加以实现。针对转变政府职能的重点领域，加强关键性的配套市场资源的数据库建设和共享，提高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精准性与敏捷性。

02坚持利己与利他有机结合的政策导向，推动“理性人”的“跨期偏好”和“跨域偏好”，构建更加宏大的利益循环机制，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更强互信基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将利他与利己有机结合的市场经济。应继续坚持和强化“义利并举”的政策导向，引导社会“理性人”逐步走出对极端片面强调利己的辩护和崇尚，更加倡导和弘扬利他互助精神，显著提高“理性人”时代内涵的进步成分，使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基石更加厚重。换言之，引导提高“理性人”的跨期偏好和“跨域偏好”，在微观层面逐步达致短期与长期、物质与精神、个体与整体利益平衡的“满意解”，最终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以“理性人”的进步升华为依托，在坚持过去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基础上，进一步围绕国家、省、市重大战略需求，深化探索政府引导与社会自觉下“主动让利市场机制+政策补贴嘉奖兜底”的市场经济崭新模式和利益大循环机制，防范只讲企业让利和奉献而带来的不可持续性，打造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尖锐挑战的新型举国体制。

以“理性人”的进步升华为依托，引导加强政府与市场、公众的信任基础与机制，支撑形成政府与市场和谐互促、响应敏捷的关系。政策制定既要站在市场、公众立场换位思考，市场、公众也要强化公共政策研究和对政府公共责任的认知，为政策制定提供真知灼见和专业知识。行业发展应加强自律和伦理道德规范，规避市场主体滥用信任，误导政府并谋取自身特殊利益。

03携新时代“理性人”之利，推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由冲突走向融合，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多专业支撑和多领域协同

当“理性人”更多强调自利乃至自私时，经济学与崇尚人文关怀和利他的其他社会科学形成价值冲突，存在“庸医治驼背”之嫌。当新时代“理性人”拥有更多的利他互助主张时，经济学就具备了与其他人文科学无缝融合的价值导向基础。

时至今日，每一项重大的改革任务都是围绕某个核心主题的全方位工作，高度的复杂性综合性使得改革系统集成异常必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要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

新时代“理性人”内在的利他共生精神，改变了唯利是图的冰冷形象，尽显人文关怀和温度。为此，应抓住此契机推动经济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深度融合，强化专业协同，促进体制改革协调并进和系统集成，更好地服务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发展，助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