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暴露全球治理体系深层问题，中国应努力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遭受空前严峻的考验。短短两月之间，疫情波及五个大洲，全球股市一泻千里，工厂交通停业停航，旅游胜地门可罗雀，街巷商铺闭门谢客。在这场抗疫斗争中，地无分南北，国无问贫富，无人能够置身事外。千钧一发之际，各国倘能携手共济，搁置纷争，赋权于全球治理机构，合力采取断然措施，尚有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刹停病毒的全球扩散。然而，从疫情爆发两个月来的国际局势看，新冠病毒疫情从多方面暴露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深层次问题。

一，新冠病毒暴露全球治理体系深层问题

1，全球治理体系“无政府”的特点与既有思维模式，使得各国在大规模传染病面前陷入互不信任的“囚徒困境”。

具体而言，国际关系的最突出特点是“不存在世界政府”，国与国之间互不统属，难以消除对于对方的猜忌和提防；一旦危机来临，各国为了维护自身短期利益，以邻为壑之举便层出不穷。故此，今年一、二月间，在中国感染人数迅速爬升的时刻，部分国家赶忙限制对华口罩和医疗用品出口；而当疫情侵入欧洲之时，欧盟多个成员国争相“截胡”运往意大利的口罩。在科学家争分夺秒研制疫苗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竟向德国一家制药公司提出“买断”其开发中的新冠肺炎疫苗“专供美国使用”。随着疫情的扩散，多个产粮国纷纷出台农产品出口禁令，使全球粮食供应链遭受巨大压力。以上种种，都是无政府状态下各国政府“囚徒思维”的突出体现；这不仅阻碍了国际合作抗疫的实现，亦同时对全球经济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2，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过度依赖超级大国的带领作用。

一旦超级大国奉行孤立主义，不愿意或者疏于承担先前的国际责任，国际治理体系便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各国纷纷“自扫门前雪”，使得疫情进一步恶化。美国作为当代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包括防疫机制在内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举足轻重。回溯历史，美国布什政府为抗击艾滋病，于2003年建立了全球性的“总统艾滋病紧急计划”，投入经费高达900亿美元。同年“非典”流行期间，美国政府向中国捐款五十万美元，并在疫情结束后推动美中两国卫生部门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爆发后，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保护美国安全的最好方法就是在源头遏制疫情”，积极援助受灾国家，并向疫区派遣了大量军事和医疗救助人员，其中仅美国疾控和援助系统的人员就达到三千余名。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后长期作壁上观，从未向中国提供过实质性的资金及援助；面对疫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特朗普对协调各国抗疫毫无热情，其防疫政策仅有一招“封”字诀。而当局相继封锁了美中、美欧、美加和美墨之间的人员往来后，发现疫情并未随之消退，即开始在宣传中故意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企图“甩锅”中国。超级大国拒绝承担国际防疫的领导责任，使得国际恐慌情绪蔓延，各国争相自保，纷纷仿效美国封锁边境，导致国际航班大范围取消，跨国抗疫协调与物质运送困难重重。然而，吊诡的是，美国拒绝承担防疫领导责任的决策并未能确保自身安全。截至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已超过中国，位居世界第一；3月16至22日的一周之内，美国高达328万人申请了失业保险，刷新了1967年以来的纪录，使得之前美国商务部长罗斯的“新冠肺炎有助美国就业论”惨遭打脸。

3，全球治理机构在应对重大疫情时显示出能力“天花板”，其协调抗疫的能力遭受掣肘。

自一月份COVID-19爆发以来，尽管有世界卫生组织的积极介入和推动，国际社会仍然无法阻止疫情升级至全球大流行阶段。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以联合国、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构只能通过呼吁、建议的方式协调成员国行动，而其能力的“天花板”取决于各国是否积极配合。当国际政治环境有利于各国互信之时，有效的协调较易实现；而当疑外排外思潮在国际上渐趋流行之时，国际机构的协调能力便大大降低。

本次疫情爆发之际，正逢中美关系的历史低点；西方“疑华”势力乐见中国爆发疫情，强烈希望“借疫制华”，认为这是打击中国经济和削弱中国影响力的绝好机会。故此，当世卫组织肯定中国大力度的“封城”和抗疫举措时，西方不少政客和观察家难以接受，便批评世卫组织“偏袒中国”，并为世卫总干事谭德塞扣上“亲华”帽子。而当世卫组织宣布COVID-19构成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部分国家迫不及待地限制中国公民入境，全然不顾世卫组织反对各国对中国实行旅行禁令的专业建议。当疫情在欧美开始扩散，世卫组织强烈呼吁各国加强检测隔离之时，一些当事国依然置若罔闻，白白浪费了宝贵的防疫时间窗口。由此可见，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构在本场疫情中碰到了能力瓶颈——在主要大国互信降低的环境下，现有的全球治理机构很难有效组织各国共同应对威胁，且无法避免抗疫问题的政治化。

二，“战疫”斗争扩大到全球，中国应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当前，中国境内原发疫情基本得到控制，但全球其他地区的抗疫形势胶着，感染人数呈持续上升趋势，国际社会抗疫任务依然艰巨。3月21日，习近平在就新冠疫情致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慰问电中，首次表达了要与法方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意愿。26日，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特别峰会的发言中提出了有关国际防疫的四点倡议，即“打好全球阻击战”，“开展联防联控”，“支持国际组织发挥作用”与“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面对百年来最具威胁的流行病，在不少国家经历“至暗时刻”的关头，习近平主席的倡议正当其时。

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点，中国积极推动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有利于克服各国在当前抗疫中“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状况；有利于中国在超级大国领导缺位的状况下在国际卫生健康领域建立更强话语权；有利于加强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治理机构在全球防疫斗争中的协调职能。这是中国改革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尝试，更是中国国家利益所系。事实上，若新冠疫情得不到控制，全球供给链和人员流动恐长期瘫痪，世界经济无异于遭受病毒的“降维打击”；而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中国在全球“大停摆”面前势必无法独善其身。故此，中国“抗疫”不能止步于国门之内，而是应该秉承共同体精神，积极参与全球疫情防控，早日遏制病毒在全球的扩散趋势。为此，笔者有以下政策建议：

1，发挥产能优势，快速而高质量地向疫区国家提供口罩等医疗产品的援助与出口，解除其燃眉之急，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物质保障。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医疗产品和药品生产国之一；应抗疫需要，目前中国的口罩及相关医疗产品的产能已经扩充到疫情之前的数倍。在当前国内防疫形势稳中向好的形势下，中国完全有可能加大对疫区国家的医疗用品援助与出口，为缓解全球性医疗器材短缺做出贡献。

事实上，中国目前援助欧洲的口罩已经在当地引发巨大社会反响，不少受援国的领导人和民众为此表达了由衷感激。正因如此，一些西方政客和观察家将中国的援助之举称为“口罩外交”“口罩宣传”，抨击中国“借口罩达到政治目的”。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我国向疫区国输送医疗产品是行之有效的做法。无论别人如何曲解，我国应坚持向疫情最为严重的国家提供医疗物质援助；同时鼓励企业将扩大生产的口罩等医用产品销往国外，以满足全球抗疫需求。在此期间，应完善相关法规和质量检测标准，确保输往各国的医疗物质符合防疫标准，维护中国的声誉与国家形象。应加强与美国的双边沟通，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帮助美国解决医用防护用品奇缺的难题，将新冠肺炎危机视为美中关系破冰的一个契机。

2，建立制度自信，善于总结中国防疫阶段性胜利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并以专业意见的方式向国际推广，在抗疫模式方面树立典范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首个遭到新冠病毒侵害的国家，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在经过疫情大爆发后成功遏制住原发疫情并大规模复工复产的国家。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经验，对世界各国的防疫策略制定具有极其宝贵的借鉴价值。应组织防疫专家和学界力量，尽快归纳出中国防疫模式的精髓和可复制之处，并将之作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中心的重要部分，向所有国家开放。

自中国一月份对武汉等地实行大力度防控隔离措施以来，外国媒体对中国防疫措施的政治化解读层出不穷；其大意无非是指隔离措施“侵犯人权”，认为中国的防控措施在疫情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于事无补。然而，当疫情在欧美各国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观察家和学者开始注意到中国抗疫模式的成功之处。随着中国开始大规模复工复产，西方各国政府亦开始逐步意识到，尽速控制疫情乃是重启经济的唯一办法；而欲以最快速度控制疫情，实行果断隔离政策并充分发挥国家调度、基建、救灾力量的中国模式可能是唯一的选择。由此，我们自己应对中国的抗疫模式充满信心，并努力将之发展成为具有普世意义的防疫模式，为未来应对新的全球传染病做好准备。

3，赋能于国际治理机构，推动国际群防群控体制的建立。

如前所述，世卫组织在本场疫情中尽管不断试图协调各国抗疫，但仍未能阻止疫情的全球大流行。究其原因，以世卫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构的能力存在瓶颈，在国际政治环境不利的状况下很难发挥作用。有鉴于此，我国应将进一步赋能于世卫组织作为建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一环。经过功能强化后的世卫组织应该拥有更快的介入和响应速度，能够更迅速地调配世界各地资源援助受灾国家。

国际化群防群控机制的实现，理应成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目标。从当前局势来看，中国可尝试与日本、韩国加强合作，率先在东亚建立跨国疫情群防群控机制。在大国间普遍缺乏互信的今天，中日韩三国面对疫情却展现出空前的共情能力；民众的互赠口罩、汉诗交流与踊跃募捐为三国加强防疫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民间基础。而地理位置的相邻、紧密的产业联系与频繁的人员往来使得三国之间的防疫合作尤为必要。故此，在共同的“战疫”斗争中，我国应加强和日、韩的卫生合作，建立一体化的防疫响应机制，并将共同防疫机制的建设作为促进中日韩互信和全面合作的一条捷径。